被遗忘的冥河

时间:2019-04-16 09:14 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浏览量:1302

(从左到右:哲学、医学、法律)

1901年,一位维也纳画家正走向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一直是一位受到帝国当局尊敬的新艺术家。虽然皇室不喜欢他的风格,王储甚至认为他应该折断自己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但这一次是19世纪末,皇室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控制一切,主宰一切。皇帝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大臣们可以在许多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甚至推进一些他无法理解的政策。此时,奥地利国家文化教育厅正热情支持维也纳的新艺术家。作为贵族的教授和知识分子,教育部长哈特尔以成为新艺术家的保护者而自豪。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尽管这位画家蓬头垢面,与众多模特混在一起,甚至经常与画中的女士们闲聊,但他仍然是一位受到帝国官员和维也纳上层阶级追捧的画家。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名利在追逐他。他是古斯塔夫·克林姆。然而,当新世纪到来时,克里姆特和爱他的维也纳人之间逐渐出现裂痕。裂缝的原因是教育部委托他为维也纳大学新建成的教学楼画了三幅天顶画。

维也纳大学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因为对于当时掌握投票权的公民来说,像贵族一样凭借出身、家庭背景和血统获得财富和地位是黑暗愚蠢的旧时代留下的一个不利条件。和他们一样,通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依靠个人奋斗和市场竞争来获得人生成功是很自然的。在那些控制舆论和权力的人看来,新建成的大学不仅是一系列直接改变世界的发明的象征,也是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公民道德的象征。位于维也纳市中心的一所新大学不仅可以成为科学殿堂和维也纳人的精神家园,也可以成为教育的丰碑和整个公民阶层赖以维持其地位和财富的社会秩序的基石。

因此,在教育部长看来,如果克里姆特能够在维也纳大学的天花板上再一次表达出“哲学”、“医学”和“法律”这三个抽象的主题,而维也纳大学具有如此特殊的地位,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代精英公民将在他的作品的忽略下,通过最高的帝国大学走向他们生命的顶峰。届时,克里姆特将成为无与伦比的公共艺术家,并将成为维也纳市民心目中圣诞老人般的存在。然而,不幸的是,克里姆特此时对成为圣诞老人失去了兴趣。从他著名城堡剧院的壁画和天顶画开始,他已经完成了太多“熟练”和“温和”的官方命令。20世纪到来时,这位对艺术诚实的艺术家决定向维也纳人展示一些新的东西,这是改变他命运的维也纳大学的天顶画。

在1900年和1901年,克里姆特完成了三个学科中的前两个,哲学和医学。在这两部作品中,克里姆特仍然保守,只是没有像往常一样赞美他的主题,顺便说一句,表达了他个人对哲学和医学的失望。然而,这两部作品的展出立即引起了广泛的批评。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不能直接批评作品中的负面情绪,所以他们认为这两部作品从“裸露”、“猥亵”和“低俗”的角度来看都不适合出现在维也纳大学。

但是这种批评也激怒了克里姆特。这时,克里姆特身后是教育部,手里拿着一份委托合同。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他没有试图妥协,而是干脆放弃了已经创作完成的《法律》原稿,重新创作了一部全新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公开展览比前两部作品激起了更大的浪潮。从维也纳大学一位已经抗议维也纳报纸杂志的教授开始,就连一向讨厌媒体的自媒体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也投身于谴责克里姆特的运动。

面对这种强烈的反对,教育部长原本准备支持克里姆特。但当他发现代表基督教社会党的维也纳市长卡尔·鲁格(Karl Rueger)也站出来批评克里姆特,面对议会中基督教社会党的投票,教育部长冯·哈特尔回避了议会质询。他抛开事先准备好的支持克里姆特的演讲,发表了一句老话:教育部不应该评判艺术品。那时,每个人都明白克里姆特和教育部之间的蜜月已经结束了。

幸运的是,克里姆特此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大学天顶绘画事件冷却了他与教育部的关系,甚至使他被平民阶级视为敌人,但他仍然深受上层阶级的欢迎。在接下来的17年里,克里姆特抛开了他的哲学思想,全心全意地追求他的艺术,甚至把他父亲的金匠技能融入到他的绘画中,把他自己变成了我们熟悉的金色克里姆特。

对大多数关心克里姆特的人来说,维也纳大学天顶绘画事件只是克里姆特艺术生涯中的一个插曲。然而,如果我们站在1901年维也纳人的立场上,而不是2019年游客拿着印有“吻”的纪念杯,天顶绘画事件绝对是克林姆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对于这位因官方命令和公共绘画而出名,然后进入上流社会的艺术家来说,1901年被认为是他走向成功的一个里程碑,但事实证明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分水岭。1901年以后,克里姆特成为一名独立的画家,为上层阶级服务。他的声音几乎从公共舞台上消失了。

克林姆在1901年的新年照片中到底做了什么?这位愤怒的画家在法律上表达了什么想要反抗维也纳人民,以至于他如此激怒了维也纳人民?在三幅天顶画被维也纳大学拒绝后,它们被锁在他的仓库里,并在随后的战争中被毁,但幸运的是,它们留下了珍贵的照片资料让我们看一看。

从照片判断,《法律》展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希腊神话主题:当雅典娜建立了一个“法庭”来主持正义时,她让正义女神掌管法庭,并召唤三位王子成为法庭的保护者。就这样,雅典娜使三个复仇女神代表的复仇服从了正义女神代表的“正义”。这是一个非常规的主题。在像奥地利这样缺乏历史传统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历史传统,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古希腊”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在古典教育下成长的奥地利知识分子逐渐变得更加亲切。维也纳大学旁边也是刚刚竣工的议会大楼的入口。因为奥地利在自己的历史中找不到“自由的形象”,设计师还建立了雅典娜雕像来保护多瑙河君主国家刚刚赢得的“自由”。

在克里姆特的笔下,绘画“法律”将主宰法庭的正义女神置于高处的一个“角落”。照片的中心位置是为蛇发复仇女神和即将被他们折磨的罪人保留的,他们看起来可怜而绝望。克里姆特的“法律”版本似乎并没有表达“正义”主宰“复仇”欲望的场景,而是“复仇”取代“正义”的场景。这项工作,像以前的“哲学”和“医学”一样,表达了对法律的绝望。但这真的足以激起观众的愤怒吗?以前的批评家喜欢从这幅画的象征意义入手,从克里姆特颠覆了人们对法律正义的信仰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反对这幅画,但是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除了它所表现的象征意义之外,法律还有其他的意义吗?20世纪初的维也纳人,除了扭曲的雅典娜神话,当他看到照片中间的三个王子时,会想到什么?

历史刚刚给出了这样一个典型的维也纳人,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就其客观性而言,是一个标本制作人。生于1856年的一个犹太家庭,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他失去了大部分本已微薄的财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依靠贷款和努力工作完成了医学研究。经过练习,他成了一名执业心理学家,挣钱、租房、结婚、生孩子、养家、积累名望和人脉,最后成了一名“医学教授”。直到1938年被迫流亡伦敦,他一直过着典型的维也纳生活,即斯蒂芬·茨威格父母“坚如磐石”的生活。正是他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释》中给我们留下了有趣的线索来解释复仇女神的含义。《释梦》一书的题字来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写的埃涅阿斯。这个拉丁句子有两种常见的中文翻译。第一个更有诗意:“如果我不能撼动天堂,那我就下地狱。”这种翻译很有气势,但并不能让人完全理解它的意思。另一种翻译更忠实于原文:“如果强者不能鞠躬,那么我将搅动冥河之水。”这种翻译已经翻译了原文中的所有要点,但如果不在原文中加以考察,其含义仍不清楚。在埃涅阿斯,众神之母朱诺让迦太基女王狄多爱上了英雄埃涅阿斯。埃涅阿斯决定留在迦太基,嫁给迪迪。但是众神之父朱庇特出现在埃涅阿斯面前,告诉他他的使命和伟大成就在意大利,不能留在迦太基。于是埃涅阿斯抛弃了迪迪,再次踏上了旅程。弗洛伊德引用这句话作为愤怒的朱诺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呼喊。她说“如果强大的人不能鞠躬”,也就是木星,她会搅动冥河的水。她搅动冥河的水,召唤复仇女神,这是克里姆特在法律的正中间画的。

《释梦》的碑文提供了复仇者神话的另一个版本,这在当时是维也纳人所熟悉的。在这个故事中,涅墨西斯没有保护正义女神,而是将无尽的欲望和暴力强加给埃涅阿斯的士兵。在弗洛伊德的时代,这个故事具有超越童话的政治含义。弗洛伊德写给其他人的信指出了这一点的来源。

1899年7月,弗洛伊德在给他的好朋友弗里斯博士的信中说了两件事。首先,他带了一本拉萨尔的《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之路》在假期阅读。其次,他为即将到来的“梦的解释”选择了一个题字。这两件事似乎并不相关,但如果你找到拉萨的书,你会发现书的标题页上的铭文与《梦的分析》(Analysis of Dreams)一模一样。

这个事实把弗洛伊德信中的两个事件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弗洛伊德在1899年7月就要去度假了,他随手翻开了游记《意大利战争与普鲁士之路》,被耶戈的卷首题字打动了。拉萨今天可能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了,但他在弗洛伊德时代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拉萨是普鲁士和德国工人运动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弗洛伊德本人作为一个年轻的左翼分子有着非常激进的经历,所以他把一个已经去世几十年的政治家的小册子作为他的游记。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敏锐地意识到拉萨暗示的“复仇女神”的含义。

对拉萨来说,复仇姐妹象征的实际上是一场群众运动。当他说,“如果强者不能鞠躬,我将搅动冥河之水”,他说,如果普鲁士强者不能像工人领袖一样向他鞠躬,他将像复仇姐妹一样释放一场无休止的暴力和欲望的群众运动。然而,对弗洛伊德来说,复仇女神的意义在于他们的三个特殊因素。首先,它们“强大到足以主宰一切”;第二,他们被“遗忘”(隐藏在冥河之下);最后,它们被“压抑(需要搅动冥河的水才能被召唤)”。正是从这三个因素出发,弗洛伊德将拉萨口中的群众运动与他一直追寻的心理“本能”联系起来。结果,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梦分析”中。

弗洛伊德和克利姆特的作品中同时出现的三种金星人的先前解释是从预测未来的角度来解释的。拉萨和弗洛伊德之间的传承关系证明,复仇姐妹在1900年前后的维也纳知识分子心中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而复仇姐妹的象征被“遗忘”和“压制”,但它们“强大到足以拥有统治力量”,只能以“欲望”和“暴力”的形式表达——所有这些都让人想起20世纪席卷德国和欧洲的法西斯运动。这让弗洛伊德和克里姆特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先知的色彩。

然而,如果我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会发现,从1859年的拉萨到1899年的弗洛伊德,再到1901年的克里姆特,这个链条实际上有一个更早的源头,那就是1848年的匈牙利大贵族塞申尼伯爵。四川伯爵今天也几乎被遗忘了。如果布达佩斯没有在多瑙河留下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铁桥,他甚至可能在历史上失去了他的名字。

正是在1848年夏天,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革命“使我们重新陷入野蛮”,而“毁灭我们”的不是科斯苏特(指1848年建立匈牙利共和国的革命者)和他的同伙,而是“涅墨西斯”。在这段文字中,复仇女神的“野蛮”、“疯狂”和“破坏性”形象出现了,它象征的显然不是20世纪的法西斯运动。

1848年的革命是两次革命的混合物。中产阶级想要摆脱旧制度和维也纳制度,而下层阶级想要生存,他们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投身于同一个革命。这两个阶层的团结使他们能够击败他们的君主。但是当君主的权力消退时,胜利者发现了他们的分歧。当1848年秋天到来时,革命的胜利者都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对于下层阶级来说,这是在维持现状和在同一个房间里战斗之间的选择,是不是把春天的政治革命变成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的社会革命;对中产阶级来说,要么与下层阶级妥协,承担更重的负担,甚至威胁他们的所有财产,以便给他们生存的机会,要么与君主妥协,用君主的权力恢复“秩序”,确保“神圣的财产权”。最后,每个班级都根据自己的兴趣做出了选择。选择的结果是弗洛伊德和克利姆特生活的欧洲。

到19世纪末,1848年选择与君主妥协的中产阶级已经出名。在这些可敬的人眼中,1848年革命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随着欧洲国家的宪法改革,他们都被赋予了投票权。随着意大利和德国帝国的建立,他们也有了一个“祖国”。他们对自己的胜利幸灾乐祸。

与此同时,他们认为,那些仍然被困在简陋街道上的人以及那些陷入贫困和绝望的人的贫困和绝望不属于革命的目标。"无论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只配当奴隶."托克维尔本人也是1848年革命的见证人。他的名言只能在历史本身的背景下理解。通过个人斗争和自由竞争获得的财富和地位是自然的。那些想获得自由之外的东西的人只能被奴役。这是一个诅咒,在1848年被抛弃的人在绅士们的眼中变得凶残,就像《蛇发之仇》。

从这个意义上说,克里姆特激怒维也纳人,既不是因为他嘲笑中产阶级对法治的信仰,也不是因为他预测了30年后中欧的黑暗未来。他用一种不加掩饰的方法展示了自1848年革命以来维也纳体面阶层心中的噩梦。他甚至想把这些可怕的图像画在维也纳大学的天花板上,那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这是他在正派阶层中引起广泛愤怒的根本原因。

1848年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每一个想睡个好觉的正派阶级都想忘记这场革命,每一个梦想人类未来的革命者都在睡梦中错过了这场革命。即使弗洛伊德,一个有条不紊的心理学家,即使他年轻时只有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梦,并且在1856年出生时没有机会看到革命,他也在《梦的解释》中记录了一个关于革命的梦。主角就是他自己:在一场出乎意料的、没有具体时间背景的革命中,他看到皇帝的教育大臣被迫与普通公民排队登记上车。弗洛伊德看到伯爵仍然保持着盛气凌人的态度,他在梦里吹了一声口哨,用《费加罗的婚礼》的曲调来陪伴伯爵的行为。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把这个梦命名为“1848年的梦”。弗洛伊德梦见一场革命时,他觉得自己梦见了1848年。在这位犹太心理学家看来,这场革命发生在1848年。

弗洛伊德和克里姆特没有预测世纪之交的未来。他们只是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的旧伤疤。这些旧伤疤造成的伤口将继续积累和发酵,最终变成可怕的甲烷,覆盖整个德国。另一位维也纳“画家”也在1907年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两次考试不及格后,他既没有亲戚也没有钱。为了生存,他住在各种扶贫机构,只能更多地睡在桥洞里。1910年,在批评克里姆特的维也纳市长卡尔·卢格(Carl Lugar)的葬礼上,他看到了德国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强大吸引力。他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是他让每个人都看到了复仇,并觉得克林姆是个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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